在白酒行业的版图中，汾酒的一举一动都备受瞩目。然而，当下汾酒对涉“汾”酒企的清除行为，实在令人费解，不禁让人想问：究竟是谁给了汾酒这样的底气？
汾酒于1949年建厂，在杏花村的历史不过百年 。但汾阳与杏花村凭借其深厚的历史底蕴，早已声名远扬数千年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如果没有杏花村这片孕育美酒的沃土，汾酒绝无今日的辉煌与底气。汾酒能有如今的成就，离不开杏花村独特的地理环境、优质的水源以及代代相传的酿酒文化，这是汾酒发展的根基所在。 汾酒商标的成功注册，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。当时《商标法》尚不完善，“杏”作为植物名称，“汾”作为地理标志，汾酒股份才得以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完成注册。时过境迁，若放在当下，这样的注册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。从情理和法理的角度来看，倘若汾阳市政府联合上百家酒企，向国家工商总局提出申请，将“杏”与“汾”作为公共品牌，是完全合理合法的。毕竟，这两个元素承载着整个地区的酿酒历史与文化，不应被某一家企业独占。
回顾汾酒的发展历程，常贵明时代无疑是汾酒最为辉煌的时期。常贵明老一代领导呕心沥血，为汾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，没有他们的努力，就没有汾酒厂如今的规模和地位。然而，常贵明之后，汾酒的发展却急转直下。管理上的混乱使得企业发展停滞不前，更为严重的是，汾酒开始大量生产勾兑酒与低度酒，完全颠覆了传统工艺，导致汾酒品质大幅下滑，逐渐被茅台等众多名酒超越，失去了往日的优势地位。 此后，汾酒的质量问题愈发严重，为了追求GDP开始改变生产工艺，大规模生产低度勾兑酒。不仅如此，汾酒竟然将杏花村品牌授权给东北、山东、河南、四川等地的个体户联营，生产劣质低价的“杏花村”酒。这一短视行为，让杏花村品牌一夜之间在全国各地声名狼藉。直至今日，许多人看到“杏花村”三个字，仍心有余悸。这次品牌伤害，远比文水假酒案带来的影响更为恶劣和深远，对汾酒的声誉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。与此同时，汾酒集团的诸多品牌，如“北方烧”、“北特佳”、“家家酒”、“百家老根”、“杏花春”等，也都因质量问题而逐渐退出市场，进一步削弱了汾酒的市场影响力。 在市场竞争中，汾酒集团利用自身优势，以低端酒打压汾阳与杏花村本地酒企，使得这些地方酒企发展艰难，“大树之下，寸草不生”。汾酒集团在原酒产能严重不足的情况下，汾酒大量收购其他酒厂的基酒，生产低端“红盖汾”。这种赔钱赚吆喝的做法，不仅未能真正提升汾酒的市场竞争力，还导致汾阳地区酒业失去了第二、第三梯队的支撑，拉大了与浓香型、酱香型白酒的差距，错失了清香型白酒发展的黄金时期，实在令人惋惜。
时至今日，汾酒不仅没有深刻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，正视市场现实，不敢与茅台等优秀酒企对标竞争，反而恶意打压地方酒企的发展。刻意绕开国家行政审批部门，藐视国家行政审批的权威性，对连带“杏”与“汾”的酒企挨个诉讼，这种行为严重扰乱了吕梁地区酒业经济的发展，破坏了当地的营商环境 ，无疑是对国家《民营企业促进法》的公然挑战。这种做法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，也引发了众多酒企的不满。
汾酒作为清香型白酒的品类代言人，改革开放之后，不思进取，故步自封，本应该在二十年前就应该做到千亿以上，但是直到现在，还仅仅是在三百亿左右徘徊，没有第二第三梯队支撑，独木难成林，孤独求败，拉低了清香型白酒的整体份额，源于汾酒一支独大的心态作祟，把做不大归咎于中小酒企的市场竞争。汾酒有1500年的历史文化背书，有汾酒、杏花村、竹叶青，三大驰名品牌，为何在市场竞争中名落孙山，值得所有人反思。
汾阳乃至吕梁地区的上百家酒企集体呼吁，希望山西省政府能够出面干涉，要求汾酒立即停止对涉“杏”与“汾”酒企的诉讼行为，还杏花村、汾酒以及吕梁酒业一个公平公正、健康有序的发展环境。同时，汾酒也应公开道歉，摒弃“老大思维”，携手二三线酒企，共同努力做强做大清香型白酒市场。只有团结一心，才能为杏花村增光，为汾阳增光，为山西增光，让清香型白酒在国内外市场上重新找回应有的地位，走向更加广阔的世界舞台。
2025.6.11于龙城
